第26章 失衡 (第2/2页)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国际烟草行业开始技术换代，旨在提高产量和质量，国家烟草总局将西南地区引进一套先进技术的指标给了贵州，但贵州没要。因为谁要就要准备两千多万美金。后来这个指标就给了云南，但没说准确定给哪一个厂。
　　
　　褚时健听说此事，便和副厂长一起坐车前往昆明。当时整个玉溪烟厂的固定资产才7000万人民币，全部抵押贷款也不够两千多万美金。但褚时健已经意识到新技术和新设备对企业的未来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所以他们宁愿将全厂抵押给银行，最终引进了新设备。
　　
　　由此，玉溪烟厂80年代中期在全国崛起。玉溪烟厂生产的红塔山、玉溪、红梅牌香烟在全国供不应求。褚时健那时不管去到哪里，各省的省委书记、省长都要接见他。而且有传说，一些省部级领导到玉溪烟厂去考察，要见褚时健，都要经过安排，不是所有人都能见到他的。
　　
　　由于烟草行业价格体系实行双轨制，造成了香烟价格在计划内外的巨大差价和丰厚的利润空间，使得烟草业成了一个暴利行业。道理很简单：烟从工厂出来，批发的最终价格不超过5块钱一盒，但是它在市场上的销售价达到10块钱。也就是从工厂出来到最终销售，还有一倍的利润。有了批文，一倒手就能赚钱。因此，想从褚时健这儿拿批文的人就太多了。
　　
　　到90年代中期，他已经把一个地方小烟厂做成了亚洲第一，世界第五的烟草帝国。固定资产从7000万元发展到70亿元，也就是增长了100倍。而每年创下的利税更是接近200亿元，红塔山卷烟品牌无形资产被评估为332亿元。有中央领导称它为印钞工厂。
　　
　　而这样辉煌的业绩，褚时健只用了10年时间。
　　
　　10年能让固定资产增长100倍，这样的能人，就是在全国来看，又能有几个？
　　
　　褚时健成了中国的烟草大王，全国最红的国企红人。他的政治荣誉不胜枚举：云南省劳动模范、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优秀企业家、全国十大改革风云人物等等。
　　
　　他也是烟草行业的教父，某卷烟厂请到他去传经送宝，红地毯一直铺到厂外很远。他点石成金，大笔一挥就把你变成百万富翁千万富翁。得到他的批条，就等于发财。各路烟商、官员和干部子弟，各尽所能，演绎出种种生动的故事。
　　
　　红塔帝国的权力全部集中到塔尖——褚时健的话被形容为圣旨，重要的事情，尤其是批烟，全凭他的条子和电话。他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他身边人称他老爷子，其他人叫他老板。
　　
　　1995年，贵州省一些退休老干部向中纪委举报，结果将一个贵州省委书记给端了出来。在查案过程中，发现这个省委书记的老婆，从云南批了上万件红塔山香烟。
　　
　　经查明，褚时健的女儿和妻子收受了别人数千万的礼金，褚时健本人被控和红塔集团其他几个领导人以私分形式贪污公款355万美元，褚时健得款174万美元。
　　
　　当时，褚时健对检察院预审人员这样坦白，“1995年7月份，新的总裁要来接任我，但没有明确谁来接替。我想，新总裁接任之后，我就得把签字权交出去了。我也辛苦了一辈子，不能就这样交签字权，我得为自己的将来想想，不能白苦。所以我决定私分了300多万美元，还对身边的人说，够了！这辈子都吃不完了。”
　　
　　该案在全国引起广泛争议，不少专家为褚时健开脱，指出他的贪污与官员在性质上完全不同，褚时健是有功之臣。他在位18年，将一家名不见经传的玉溪卷烟厂建成实现总利税近1000亿元，品牌价值近400亿元的烟草帝国，解决了云南省一半人口的就业问题，而且让烟农直接受益。
　　
　　有人曾撰文写道，1996年，美国可口可乐公司总裁的收入为885万美元，外加2500万美元购股权；迪斯尼公司总裁年收入是850万美元，外加1.96亿美元的购股权。如果按照同样的比例，红塔集团的销售总额距离世界500强并不遥远，作为红塔集团的最高管理者，褚时健所应得到的报酬要远远超过法院认定贪污的174万美元。但是，他18年的收入加奖金不过80万人民币。他每为国家贡献18万自己才得到1块钱。
　　
　　也有声音指出，无论他有怎样的贡献，都不该将公款划入个人名下，贪污必然要受国法惩罚。
　　
　　最后，时任中央领导直接出面，以“功不抵过，过不掩功”的定调，为案件判决画上句号。
　　
　　褚时健的心理在他59岁那年失衡了，杜天堂的心理眼下失衡也在常理之中。
　　
　　黑铁胆总在想，如何才能破解这样一个难题呢？如果杜天堂的心理失衡问题不能有效化解，他最终的命运不会比储时健好到哪里去。杜天堂要是完了，白沙集团还能挺下去吗？
　　
　　思来想去，黑铁胆觉得不好弄，因为这牵涉到了一个体制问题。